途径以来,便是进士众多。唐代十二名,五代七名,宋代六百一十八名,元代24名,明朝五百六十名。
二是人地矛盾,生活艰辛。绍兴历史上堪称“鱼米之乡”,但由于“永嘉之乱”、“安史之乱”、“靖康之难”期间中原汉民的三次大南迁,人口不断增加,人地矛盾不断加剧。宋时,“四方之民,云集两浙,百倍常时”,大大地加重了绍兴耕地的承受负担。根据王振忠先生的研究,“早在16世纪末,绍兴府平原的开发就已经达到了极限。”晚明时绍兴人祁彪佳说:“越中依山阻海,地窄民稠……以二人食一亩之粟,虽甚丰登,亦止供半年之食,是以每藉外贩,方可卒岁。”到了清代,绍兴的人口密度竟达每平方公里57955口,居全国人口密度的第三位,人地矛盾显得更加突出起来,以至“水岸田畔,凡可资耕种者,几无一隙之存”。穷则思变,在这样一种困难的情况下,人们为了生计,便将视野转向了耕种之外、地域之外,想起了手工业、商业、借贷救贫等办法,动起了扬己之长、外出谋生、为人作幕等脑筋。
三是科举难就,功名诱人。崇尚读书、追求功名,是绍兴的传统社会风尚;通过读书,求得功名,是一代又一代绍兴人的奋斗目标。逮及清代,这一风尚和目标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。“城中子弟成童就传举业射策。约十家坐一塾师,四隅内外攻制,举业者云集别业,子弟发未蓄,便能开笔成文,辄采芹藻,或再试。童子不利即弃文就武,习韬钤弓矢”,从而出现了“中式虎围者每科多至十余人,少亦不下五六人”的情形。据统计,从顺治元年(1644)到宣统三年(1911),绍兴“中举人者二千三百六十一人次”。“从顺治三年到乾隆三十九年(1646-1774),绍兴府的举人数达656人,占全省总数的155”;本籍人本地考取的“进士数也多达505名”,“居全国科甲排行榜的第六位”。这些数字的背后,至少说明了几个问题。第一,竞争激烈,一个绍兴人要考中进士、举人,比起其他地方来,要困难得多。第二,励志效应,如此众多的人中进士、举人,刺激了更多的人们去苦读书。第三,官职有限,不少中进士、举人者不得不做“后备干部”,先为人作幕,再等待机遇。第四,另辟蹊径,更大量的读书人因过不了科举这座“独木桥”,而另辟其他的求生求名之道,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作幕、经商。其实,科举不顺,去而学幕的也不仅仅是绍兴一地,晚清名臣当中的几位,林则徐、左宗棠都有给别人做幕友的经历。就连翰林出身的李鸿章,也曾经在他老师曾国藩的大营之中做幕友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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