几里得的公理体系、还有从天方教那里学来的形而上学思路和最新的科学、数学成果。
这一时期的学者也不排斥理性。事实不是大家理解的“满脑子中世纪思想的教会束缚了科学思想,禁锢科学研究,宗教改革之后才打破教会垄断,让理性和科学被广泛接受”。相反,宗教改革出现的新教,才是反对科学,明确认为“自然哲学有害于圣道”的。
比如,经院哲学家认为,人可以凭借自己的自由意志,主动探寻真理。通过道德的提纯和哲学上的智慧思辨,去认知圣道。
但路德宗认为,人是有原罪的,所以人的“自由意志”毫无意义。主观的思考、主观的行为,都不可能获得救赎,只能被动等待神的拯救。经院哲学家们自以为能主动地成为义人,得到救赎,但这本身才是更大的罪。
他们反对亚里士多德,也不是因为“亚里士多德的学说错误太多,不够科学”;相反,是因为亚里士多德过于讲究哲学和科学,与新教教义冲突了。
高仲认为,想研究和思考这些问题,得抛弃很多思维定式。他们那个时代的常识,也未必就是真实的历史。
现实中,并不是越改革就越“新”、越进步,相反,越改越原教旨、越极端也是很常见的现象。甚至,中世纪教会比近代新教,更接近于人们印象中的“科学、理性、自由”。那种西洲社会线性发展的观念,本身就是有问题的。
他也不能理解,为什么自己当年受到的教育要去鼓吹新教。
但是,话说回来,在那个时代,喊喊口号可以,如果真要在古代做事,最好还是清醒一点,更别提现在这个魔幻的第二纪了。照着经书硬套,是肯定不行的——别管他是哪个经。更进一步来说,高仲认为,学习西洲人的成功经验,也只能学习结果。他之所以会想“摆烂”,是因为实际接触多了之后,发现这两边根本不是一个体系的。
比如,所谓哲学,被认为是科学产生的基础,但西洲人的哲学,和他那个时代,中原人定义的古代“哲学”,就不是一个概念。
哲学是西洲人思考和认知世界的方式,而中原人的思维是截然不同的。然而那时,中原人却试图用西洲思维方式,强行模拟诸子百家,给大家乱贴西洲标签。这种结果,真的有意义么?
同样,中原人的思维,真的可以模拟西洲人的思维么?钱程对此,似乎还有些信心,还想尝试下能不能学习西洲人的宗教经验,从而学来一些更深层的东西。但高仲是完全不指望的,他认为根本没有可能。
钱程认为,通过抽丝剥茧,是可以找到区别所在,从而进行下一步尝试的。比如,在同一时期,西洲有神学家,东方有儒学家。神学家研究圣经,儒学家研究五经。那为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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