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多人以为,糊名和誊抄是宋朝发明的,实际上并不是,在唐朝时期这些措施就已经短暂地实施过,但后来又被放弃。
原因很简单,根本没有用,舞弊行为太严重了,考前直接泄题,考后进士名额基本就是由世家权贵指派和划分,从上到下,排座座分果果,大伙儿都心知肚明。
既然是这样的局面,与其多此一举,掩耳盗铃,还不如就让考生的笔迹出现在考官面前,也别弯弯绕绕,白费人力物力了。
而到了宋朝,科举可以做到公平化,糊名和誊抄才是保证公平的具体措施,这个因果顺序不能颠倒。
考卷完成了防作弊的处理后,才送到真正的考官手中,开始阅卷。
如果是历史上的二三十年后,考官阅卷的顺序,无疑是先看贴经墨义,这些较为基础的题目,错误的地方不能多,一旦超过两处,那就可以放到一旁,直接黜落了。
但现在不行,得先看诗赋,诗赋写得好,只要贴经墨义不是错漏百出,太过夸张,都可以录取。
“调绘满眼,典实富艳,这篇写得极佳!”
“这篇也不错,典雅藻丽……”
“再看这篇,清丽雅致之间,又有几分雄健气骨,难得!太难得了!”
批阅低水平的枯燥作品,自是一件极为无聊的事情,悲剧的是,科举应试的作品大多都在此列,偏偏不能全部黜落,只能在其中矮个子里面拔尖。
而当好的作品出现时,考官只觉得久旱逢甘霖,那个激动就完全可以想象了。
当然,这也与考官大多是国子监里的博士有关,这些试卷固然经过誊抄,但从文风里面也能窥得一二,有些熟悉学子的,更是能辨认出试卷的答题者。
“这篇或是韩稚圭所著,浑朴敦厚,一如其人啊!”
“这篇倒有些像文宽夫的文风……”
“这篇又是谁的呢?当真好文采!莫非是王伯庸?却又有些不像……”
糊名誊抄抵挡不住考官的好奇心,否则后来也不会传出著名的故事,欧阳修错把苏轼的文章当成曾巩的,致使苏轼丢了状元,实际上是第二场省试的头名。
这个故事十之八九是苏辙编的小作文,因为苏轼和曾巩两人的文风相差实在太大,除非那时已经是天下文宗的欧阳修瞎了眼,否则怎么也不会搞混。
但类似这种考官通过文风发现答题者身份的事情,有没有发生过,肯定是有的。
当然,现在的阅卷阶段还不涉及最终排名,即便涉及,第一场解试主要是为了获得第二场省试的资格,除了头名解元重要,后面其实都没太大关系,所以对比的态度也很轻松。
当一篇篇诗赋可取的卷子被挑选出来,汇总在一旁,众考官才开始着重审核这一批考卷的贴经墨义。
这部分反而简单,一来是有比较统一的答案,核对便是,二者也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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