离开,急匆匆往回赶。
数日后,唐相公带着大同朝廷的严正声明回到临安。
得到这个坏消息,大宋君臣顿时乱作一团,再没心思琢磨什么故都东京了,慌忙研究解决淮南东路问题的办法。
徐泽之所以一口回绝了赵宋的买地的乞求,并威胁大同要用兵淮南东路,除了懒得与这帮没眼色的家伙们虚与委蛇外,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人暂时还需要稳住赵宋朝廷。
原因很简单,大同即将对另一个国家用兵。
这个国家自然不是不久前才笑脸认罚的夏国,而是大同的另一个藩属国——高丽。
就在一个多月前,高丽国都开京城发生了动乱。
其实,高丽这些年动乱不断,内部一直就没有平静过。
但高丽以往绝大部分的动乱,负有对高丽、日本等政权抚慰、征讨、叙功、罚过等事宜之权的黄海都护府都以其国内部事务为由,轻易不会干涉。
这次的情况显然不一样,以至于大同需要暂时稳住赵宋。
高丽之乱的起因,还要从十年前说起。
政和六年(公元1116年),高丽因介入金、辽两国保州之争,而与正在辽东拓展势力的第四方势力——同舟社发生剧烈冲突。
同舟社协助保州守军挫败高丽军队的两次进攻后,徐泽又亲自率兵摧毁了高丽的海军力量,并海路南下攻破高丽都城开京,逼迫其国主王俣签订城下之盟。
从此之后,高丽便彻底失去了制海权,国内事务也被同舟社深度干涉。
随着同舟社的事业越做越大,高丽在徐泽的精妙布局下,逐渐丧失经济、政治、军事和外交的独立权,全面沦为同舟社的附庸。
王俣也算是一代英主,本应该和夏国国主李乾顺一样,文治武功皆有建树,在这百年未有的变局中左右逢源,把握机遇开疆拓土。
但其人不幸遇到了同舟社徐泽,一战输掉了高丽百年国运。
即便如此,王俣也没有就此放弃。
和亲徐泽缓和同丽关系、招安李俊重建海军、借同压豪尝试削藩、出让耽罗岛以请走同舟社势力等等,各种方法用尽,就是为了重新获得完整主权。
可惜,终究是棋差一筹,任凭王俣再如何挣扎,高丽却始终逃不脱徐泽的手掌心。
临终前,其人终于想明白了一切,深感高丽国灭的命运不可避免,有意让世子王楷避位,再择王室旁支继承国主之位。
王俣此举是以出卖高丽国家利益来换取自己血脉的平安。
这显然是一道足以导致高丽内乱的乱命,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资谦、中书舍人金富轼等重臣的坚决反对。
尤其是国丈李资谦,眼里只有个人的权位,若是外孙王楷不能继位,其人将有可能失去一切权势,更是不愿执行王俣的乱命。
彼时,同舟社正筹备建国,李资谦乃带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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